“江口鎮的酒，名揚天下”，這句如今聽來依舊鏗鏘的贊譽，并非今人的溢美之詞，而是鐫刻在八十年前一份特殊報紙上的歷史印記。這份報紙并非出自國人之手，而是由日本人在中國東北創辦、在當時具有廣泛影響的《盛京時報》。其記載不僅印證了枝江酒（江口酒）的悠久風華，更揭示了其聲譽跨越地域、遠播四方的歷史事實。這份珍貴的記載，見于《盛京時報》“康德八年四月廿二日”版。“康德”是偽滿洲國的年號，“康德八年”即公元1941年。也就是說，早在八十三年前，遠在東北沈陽的這份報紙，就已將湖北枝江江口鎮的酒，鄭重載入版面，并明確賦予其“名揚天下”的評價。現將原文節錄如下：江口鎮的酒江口鎮是湖北枝江所屬的地方，位于揚子江北岸，東距沙市一百二十里，西距宜昌二百四十里。商務繁盛，有“小沙市”之稱。江口鎮的酒，名揚天下，這也是湖北特產的一種。不知道江口酒是怎樣制造的人，一定以為這種酒是用揚子江的水做成的，其實不是這樣。┈┈┈┈據那些酒商談，造酒非用┈┈的水不可，若用┈┈水或揚子江的水，那就不香，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江口的酒鋪，多半是本地人開的。街市上，什么“太白遺風”“酒中仙”“杏花村”“酒家……”的匾額，觸目皆是。顧客們如果走進酒鋪，伙計們必先白送一杯，他的意思是讓客人嘗嘗酒的味道如何，藉以招徠主顧，相沿既久，也就成為一種風氣了。（素材）（康德八年四月廿二《盛京時報》）
要讀懂這份記載的分量，需先了解《盛京時報》的背景。該報由日本報人中島真雄于1906年10月18日（日俄戰爭后）在沈陽創辦，是一份中文日報，至1944年9月14日終刊，歷時38年，是日本在華出版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它名義上以“開通民智”“聯絡中日邦交”為宗旨，但其本質是日本對華進行文化滲透與輿論宣傳的重要工具。其內容廣泛報道中國內政、外交、軍事及社會動態，發行量巨大，日銷量曾高達18萬份，在當時的東北地區乃至更廣范圍內具有相當影響力。盡管其立場服務于日本利益，但因其記錄較為詳實、涵蓋面廣，現存影印本仍是研究近現代史，特別是東北地方史的重要資料。一份立足東北、服務于特定政治目的的報紙，為何會跨越千里，關注湖北枝江一個小鎮的酒呢？答案的核心在于：枝江酒（江口酒）的美名，在當時早已突破地域界限，真正做到了“名揚天下”，即便遠在東北，即便由異國勢力創辦的媒體，也無法忽視它的存在。其影響力使之早早進入了全國性媒體的視野。這份記載，絕非偶然，更不是夸大其詞，而是枝江酒深厚歷史底蘊在特定時刻的一次外顯。其“名揚天下”的底氣，源于更為悠久的傳承與公認的品質。關于枝江酒的美名，更早的權威記載可追溯至清代。枝江古屬荊州，光緒六年（1880年）刊行的《荊州府志》在“物產”篇中明確記載：“張能臣《酒名記》：法醞荊南金蓮臺。按，韓昌黎詩有‘拋青春’，亦江陵酒名。今荊郡枝江縣羊角洲燒春甚佳；江陵下鄉有大曲燒春亦佳，俱名為‘荊酒’。”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至遲在晚清時期，枝江羊角洲（位于今百里洲鎮）出產的“燒春”酒，就已因品質佳美而聲名遠播，與江陵大曲燒春一同被荊州之外的人們統稱為“荊酒”。這如同“川酒”“黔酒”是外界對四川、貴州佳釀的褒稱一樣，“荊酒”名號的出現，本身就是異地消費者對以枝江燒春為代表的荊州地區美酒的高度認可。一般讀者可能不知，這一歷史名釀“羊角洲燒春”，正是后來鼎鼎大名的江口“謙泰吉”槽坊的前身與源流。“謙泰吉”這一著名商號，由松滋秀才張元楠于清嘉慶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將其酒坊從百里洲羊角洲遷至枝江江口鎮后所創立，寓意“謙和、國泰、吉祥”。其所生產的“堆花燒春”酒，工藝精湛，品質卓越，名冠荊楚。據地方文史資料及張氏后人口述，其“燒春”酒曾于清末獲得皇室賞識。這份來自歷史深處的品質背書，是枝江酒能夠獲得持續聲譽的重要資本。
（光緒版《荊州府志》）
《盛京時報》的報道，還特別捕捉并記錄了枝江酒獨特的釀造秘訣：“造酒非用┈┈的水不可，若用其他池塘的水或揚子江的水，那就不香”。這一細節不僅增添了記述的趣味性與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它從側面說明了枝江酒品質優異的根源——對特定自然資源的依賴和堅守傳統工藝的執著。文中所說的“造酒非用┈┈的水不可”，文中省略號的地方，原報紙字跡模糊不清。據筆者查閱資料所知，應該是謙泰吉槽坊原址取自183米深處的長江古河床井水。獨特的地理條件與世代相傳的釀造智慧，共同造就了其不可復制的風味，這正是其能夠贏得廣泛市場、聲名遠播的物質與技術基礎。此一記載也進一步引發了后人對那口深井水文地質特點的好奇，若從現代科學角度進行探析，或許能更深刻地理解其“點化”佳釀的奧秘。更進一步看，《盛京時報》的這份記載，在無意中賦予枝江酒更廣泛的文化傳播意義。作為一份擁有日本背景和一定國際視野的報紙，它對枝江酒的報道，意味著在八十年前，枝江酒（江口酒）的聲譽不僅遍及國內南北，其名號也已為海外人士所知悉。這份來自外部觀察者的、略帶獵奇色彩的記錄，客觀上成為枝江酒歷史影響力超越地域乃至國界的一個特殊注腳，為其“名揚天下”的贊譽提供了來自第三方的、頗具說服力的歷史證據。從光緒《荊州府志》記載的“荊酒”佳譽，到嘉慶年間“謙泰吉”的創立與傳承，再到1941年《盛京時報》“名揚天下”的定格，枝江酒（江口酒）的歷史，是一部代代匠心傳承、品質精益求精的釀造史，也是一部聲譽日漸隆盛、美名遠播四方的傳播史。八十年前，一份外國背景的報紙無意間為枝江酒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歷史切片；八十年來，這份佐證與更早的方志文獻、商號傳奇一起，共同訴說著枝江酒的厚重底蘊——它的“名揚天下”，從來不是憑空而來的美譽，而是百年技藝積淀、歷代市場檢驗的自然結果；它的歷史，不僅是枝江一地的驕傲，更是中國綿長酒文化中一段值得品味與銘記的醇香篇章。如今，“枝江”酒業繼承傳統，開拓創新，續寫著新的輝煌。而回望那份八十年前的報紙記載，品味那些跨越數百年的史料余韻，我們更能深切感知：枝江酒的美名，早已深深融入歷史的脈絡，歷經歲月沉淀，愈發醇厚綿長。其歷史，厚重如酒，歷久彌香，無愧于“名揚天下”的千古贊譽，更無愧于世代匠人的初心與堅守。
作者簡介
周德富，原湖北省枝江一中語文特級教師、中學正高職教師、湖北省優秀語文老師。退休后曾先后受聘四川天立教育集團和成都市大邑縣鴻鵠高級中學。現任職于宜昌多邦學校。業余研究地方歷史。曾擔任三峽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兼職研究員，現為宜昌市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宜昌市名人研究會學術顧問。在《楚天都市報》《湖北方志》《華西都市報》《雅安日報》《三峽日報》《三峽晚報》《三峽文化》等報刊發表文史類文章數十篇。曾點校注釋同治版《宜昌府志》等六部古代志書。曾為宜昌市及其下轄縣市兩級政協獨立編寫文史資料六部。曾參與湖北省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項目《荊楚文庫》的整理工作。合計出版《王定安詩文輯注》、《宜昌名儒楊毓秀》、《“鐵御史”王篆》、《雷思霈集》、《愛國學者曹廷杰》、《枝江歷代藝文錄》等文史類著作二十一部。
